琺瑯彩瓷器是中國彩繪瓷器中最著名的品種，是中國制瓷工藝發(fā)展到清代康熙、雍正、乾隆頂峰時期的產(chǎn)物。
琺瑯彩瓷以潔白細膩的胎質(zhì)，瑩潤如玉的釉面，明快艷麗的色調(diào)，以及精湛絕倫的技巧，不僅贏得清代皇帝后妃們的喜好，也贏得今人對其的偏愛。在今天拍賣市場上，部分藏家便把目光盯在了清三代時期的琺瑯彩瓷。
提及琺瑯彩瓷，我們不得不說一說雍正時期的。據(jù)說，雍正對宮中琺瑯彩瓷的酷愛一點不亞于其父康熙，在某些方面甚至還超過康熙。他不但加強巡視和督察，還親自參與琺瑯彩瓷的設計和制作過程，對使用的原料、繪畫圖案乃至瓷器的樣式、尺寸都要一一過問。
宮中檔案中有不少關(guān)于雍正時期責令燒造琺瑯彩瓷的記載。雍正十年六月十三日，太監(jiān)傳旨：“今日呈進畫琺瑯藤蘿花磁茶圓，再畫琺瑯時不必畫此花樣。其百蝶碗畫得甚不細致，欽此�！睂τ跓斓梅浅３錾默m瑯彩瓷，雍正皇帝還會賞賜畫匠及燒造人。如檔案記載：雍正八年三月初六日，當郎中海望呈進一對琺瑯彩鼻煙壺時，上(雍正)問：“畫此壺是何人？燒造是何人？”海望奏曰：“此鼻煙壺系譚榮畫的，燒琺瑯釉的是鄧八格，還有幾名太監(jiān)幫助辦理燒造。”奉旨：“賞給鄧八格二十兩，譚榮二十兩，其余匠人等爾酌量每人賞給銀十兩，欽此�！庇捎谟赫实燮珢郜m瑯彩瓷中的水墨山水和青綠山水，擅長此技法的畫家湯振基、鄒文玉也曾多次受到皇帝嘉獎，在清檔案中便有記載。并于雍正十一年每月給鄧文玉的錢糧加賞一兩。一位君臨天下政務繁忙的皇帝，對琺瑯彩瓷的制作關(guān)心到如此程度，甚至對燒琺瑯的匠人也體恤入微，這在中國歷史上恐怕是絕無僅有的，它進一步說明琺瑯彩瓷在當時皇室中的位置。
為了更好地督造琺瑯彩瓷，雍正在親自過問的情況下，又命其弟怡親王統(tǒng)管造辦處。在允祥的直接領導下，造辦處生產(chǎn)出的琺瑯達到鼎盛期，其中自煉琺瑯料的成功，就是一個劃時代的創(chuàng)舉。康熙時的琺瑯料都是依賴進口，往往供不應求，同時進口西洋料顏色至多只有七八種，而此時琺瑯彩瓷的繪畫，已從康熙時規(guī)矩的裝飾畫面，發(fā)展到幾乎與國畫中的工筆重彩畫日趨一致的藝術(shù)效果。單一的色料已經(jīng)不能滿足多層次的色調(diào)對比和豐富多彩的畫面需要。雖然自煉琺瑯料一事，早在康熙時就已開始醞釀，但正式指定專人、撥�？钛兄剖窃谟赫跄�。在怡親王的親自督促下，雍正六年(1728年)琺瑯料終于在宮中自煉成功，除了有9種與西洋料相同顏色外，還增加9種新顏料，共達18種之多。
雍正琺瑯彩瓷的造型有盤、碗、杯、碟、茶壺、瓶等，以小型器物為主。紋飾早期沿襲康熙琺瑯彩的特點，如色地上繪花卉的技法。后期形成自己的風格，即在白色釉地上，以山石、花鳥作裝飾題材，其精湛的繪畫技法，達到了雍正諭旨中注重的“內(nèi)廷恭造之式”排除“外造之氣”的要求。雍正琺瑯彩瓷的款識，一般以藍料彩書寫，多為四字楷書“雍正年制”，寫在雙方欄內(nèi)。青花所書“大清雍正年制”的6字楷款非常少見。
雍正琺瑯彩瓷的胎與康熙時有所不同，不再使用“反瓷”，而是大量使用景德鎮(zhèn)燒制的精細白瓷。這種白瓷胎體輕薄，胎質(zhì)細密，在白度或透明度上都超過明永樂時期的甜白瓷。如一件松竹梅紋橄欖式瓶，胎體輕薄達到半脫胎狀，迎光透視可見器壁上所繪松竹梅紋飾。雍正琺瑯彩瓷在這種白瓷上繪畫，使山之皴法，水之波紋，鳥之羽毛，甚至花葉邊緣之芒，月季枝干之刺，都表現(xiàn)得更加細膩。如一件白地雉雞牡丹紋碗，外壁繪花叢中雌、雄二雉雞，棲于石上的雄雉雞身繪各色鮮艷羽毛，若細分有十多種色彩，一翎一羽無不細致描繪，竭盡絢麗奪目之勢。琺瑯彩瓷發(fā)展到雍正時期，應該說達到了它的極盛期，它能將層巒疊嶂的整幅山水濃縮在小碗的內(nèi)心，又可以將萬紫千紅的滿園春色再現(xiàn)于一件小瓶的外壁。如一件藍料彩山水紋碗，胎體潔白剔透，外壁藍料彩繪通景山水畫。畫中崇山峻嶺、蒼松翠柏、仙臺樓閣、茫茫滄海等景色栩栩如生。海天之上墨彩又題七言詩兩句：“翠繞南山同一色，綠園滄海緣無邊�！本涫拙湮卜謩e鈐“壽古”、“山高”、“水長”等印章。此碗在章法布局上融詩、書、畫、印為一體，不僅繪畫布局得當，筆意細膩流暢，而且詩中有畫，畫中有詩。
后人評價雍正琺瑯彩瓷有四絕“質(zhì)地之白白如雪，一絕也；薄如卵幕，噓之而欲飛，二絕也；以極精之顯微鏡窺之，花有露珠，鮮艷纖細，蝶有茸毛，且頸頸豎起，三絕也；小品而題極精之楷篆各款，細有蠅頭，四絕也�！庇赫龝r琺瑯彩瓷之所以能取得如此高超的技術(shù)成就，畫工精湛是其根本原因。我國瓷器的彩繪裝飾，在吸收了傳統(tǒng)繪畫的技法之后，即由以圖案形式為主，變?yōu)橐詫憣嵭问綖橹鳌＿@對于描寫現(xiàn)實生活，擴大裝飾題材和表現(xiàn)技巧都具有重大意義。特別是在明、清彩瓷中，舉凡可以描寫的事物，無一不可作為陶瓷裝飾的內(nèi)容，甚至還有名家的書畫作品。如清初畫壇上的“四王”山水畫，惲壽平、鄒一桂的花鳥畫，仇英、費曉樓的人物畫等。這對于提高陶瓷裝飾技術(shù)無疑有積極的影響，這一點在琺瑯彩瓷上表現(xiàn)得最為突出。據(jù)記載，當時供奉宮廷提供畫稿及畫琺瑯的人有戴恒、鄒文玉、唐岱、湯振基等，他們大都是翰林出身，書畫功底極其深厚。其中唐岱是以“山水沉厚深穩(wěn)”著稱的畫家，戴恒善于畫花鳥，也是畫水墨琺瑯的高手。這些人在他們以畫家身份聞名畫壇之前或同時，都曾供奉宮廷畫過琺瑯彩瓷。
此外，專門在琺瑯器上寫字的戴臨、徐正國等人，雖不是著名畫家，但其字體娟秀而不纖弱，氣靜神閑與琺瑯瓷的畫風相得益彰。其中戴臨是武英殿侍詔，在宮中檔案中曾不止一次見到雍正指名要戴臨在琺瑯瓷上題字的記載。雍正琺瑯彩瓷由于著名畫家和名匠的參與制作，在雍正皇帝的喜愛和直接指導下，成為一種特殊的宮廷藝術(sh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