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陸、海絲綢之路，是連接東西方文明的紐帶。通過絲綢之路，中國的絲綢、茶葉、瓷器等貨物輾轉銷往歐洲，歐洲制作的玻璃器、葡萄酒、鐘表等商品不斷輸入中國。而大航海時代的到來，更使得東西方交流的廣度和深度有了進一步發(fā)展。不同物品的相互傳播，不僅豐富了人們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而且見證了東西方文明交流交融的印跡。本期文章分別從中國瓷器外傳以及西洋鐘表傳入中國的角度展開寫作，以期從“小”的物品中折射出“大”的人類交流圖景。
由唐至清，在長達1000多年的歷史中，中國瓷器大量通過中外船舶被運往東南亞、南亞、西亞乃至非洲。水下考古打撈上來的9世紀“黑石號”海船、12世紀“南海一號”海船以及明萬歷年間的“南澳一號”海船，均裝有數以萬計的各類瓷器，這是中國瓷器出口千年綿延不斷的歷史物證。15世紀以前，雖然日本、朝鮮乃至波斯、阿拉伯等地區(qū)也都出現(xiàn)了中國瓷器的仿制品，但其質量和規(guī)模遠無法與中國瓷器相抗衡。當瓷器的傳播網絡已經覆蓋了大部分亞洲地區(qū)和部分東非區(qū)域之時，中國瓷器在歐洲還極為罕見。從16世紀起，這一切開始發(fā)生變化。
1499年9月，首航印度的達伽馬返回里斯本，將一打從印度帶回的中國瓷器進獻給了葡萄牙國王曼努埃爾一世。1517年葡萄牙船隊抵達中國，便開始為其國王定制專屬的瓷器。保存至今的一把1520年生產的青花寬口執(zhí)壺，繪有古式地球儀圖案，既是葡萄牙國王的私人紋章，也是大航海的象征。從此，瓷器成為中歐貿易中最大宗的商品之一，歐洲也成為中國制瓷業(yè)的重要市場之一。
中國瓷器以如絲般的光滑潤澤、美觀的器形以及豐富多彩的紋飾，迅速成為歐洲市場上的搶手貨。一些王公貴族對瓷器如癡如醉，不惜重金競相購買。有“瓷王”之稱的薩克森選帝侯兼波蘭國王奧古斯都二世擁有35000多件瓷器，他曾用600名薩克森士兵與腓特烈·威廉一世交換151件康熙時期的青花瓷。有學者估計，17—18世紀英國、荷蘭、瑞典、法國等國的東印度公司從中國運回的瓷器總量高達三億件以上。中國瓷器改變了歐洲人的餐桌禮儀、室內裝飾、生活品位和審美情趣，也對歐洲藝術風格產生了重要影響。
對于歐洲人而言，購買一件來自中國的精美瓷器，是一種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中國的瓷器生產歷經千年的歷史，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擁有三千座瓷窯的景德鎮(zhèn)，被視為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工業(yè)復合生產區(qū)，無論是生產規(guī)模還是分工的細密程度，都堪比亞當·斯密所描繪的生產分工協(xié)作，但比其所描繪的生產情形更早出現(xiàn)。
由于從中國進口的瓷器價格高昂，從16世紀下半葉起，歐洲便開始出現(xiàn)仿制瓷器的工廠，例如建于1575年的意大利佛羅倫薩美第奇陶瓷廠，建于1673年的法國諾曼底魯昂陶瓷廠等。從器形和紋飾上看，這些陶瓷廠的產品可稱得上是中國瓷器的“高仿”品，但在質地方面始終無法與中國瓷器相比，只能停留在“軟質瓷”的階段。因此，18世紀以前從中國進口瓷器，仍然是歐洲瓷器市場的主流。
歐洲從中國大量進口瓷器，導致對華貿易嚴重入超，大量重金屬貨幣外流。這在當時一些重商主義人士看來，是對國家經濟的一種損害。一位17世紀晚期的英國人抱怨道，從亞洲進口貨物“有礙我們本國制造品的消費，而且以我國國庫購入時，這個現(xiàn)象更為嚴重”。因此，從17世紀后期至18世紀，不斷有人提出限制進口數量，不準貴金屬過度外流，并呼吁立法禁止中國瓷器、印度棉布等商品的進口，以及實行提高關稅、特許專賣和政府對本土制造業(yè)加以補貼等措施。
與此同時，歐洲研究瓷器生產技術的腳步并沒有停止，并在1710年取得重大突破。自17世紀90年代起，因使用大型聚焦鏡加熱陶土而名聲大噪的日耳曼科學家契恩豪斯開始為奧古斯都二世服務，他在實驗室中已經可以通過光學鏡片獲得燒制瓷器的高溫，此后又研究戴夫特陶藝和奧古斯都二世收藏的中國瓷器樣本，并在煉金師博特格的協(xié)助下，終于成功燒制出硬質瓷。奧古斯都二世喜出望外，立即著手創(chuàng)建邁森瓷廠。該廠成為歐洲第一家能夠生產硬質瓷的陶瓷廠，但是其在上釉、瓷繪等工藝方面，仍無法與中國瓷器相媲美。奧古斯都二世對邁森瓷器生產工藝嚴格管控，以防技術外泄。邁森瓷器刺激了法國人的神經，尋找制瓷秘方已成為燃眉之急，“制出和中國一樣的瓷器”成為捍衛(wèi)法蘭西王國經濟的口號。
1664年，法國在路易十四的財政大臣科爾貝的主導下建立東印度公司，與英國、荷蘭等國的東印度公司相抗衡。與此同時，為了對抗葡萄牙和西班牙等老牌殖民強國，法國也開始向海外派遣自己的傳教士。1688年，由路易十四派遣的五位“國王的數學家”以寧波作為起點，進入中國。與以往的來華耶穌會士不同，法國耶穌會士更重視在中國從事科學考察，向法國傳遞科技信息。來華的法國耶穌會士，有多位都是法蘭西科學院的通訊院士。這一時期歐洲已經有人對派遣具有高級科學素養(yǎng)的傳教士前往中國傳播天文學、數學等歐洲科學知識表示不滿，認為這些傳教士更應該為本國效力。
1693年，“國王的數學家”之一的白晉返回歐洲。1698年，白晉攜新招募的十名耶穌會士搭乘法國東印度公司“海后號”商船在廣州登岸，其中之一便是殷弘緒。在謁見完康熙皇帝后，白晉將殷弘緒派到景德鎮(zhèn)傳教。這是一個有意的安排，目的就是讓殷弘緒打探景德鎮(zhèn)制瓷的秘方，以便向本國匯報。
到達景德鎮(zhèn)后，殷弘緒積極發(fā)展教徒，尤其是從事瓷器生產的陶工，向他們打探制瓷原料和工藝；同時也積極結交當地官員，比如督陶官郎廷極和唐英，以獲得出入窯坊之間打探制瓷秘密的便利。此外，殷弘緒還查閱包括《浮梁縣志》在內的相關書籍，以獲得中國瓷業(yè)知識。通過親身觀察、向教友詢問以及查閱中國文字資料，殷弘緒于1712年9月完成了一份長篇書信，并寄給了時任中印傳道事務部司庫的歐里，非常詳細地介紹了制瓷所需的各類原料和整個工藝流程。殷弘緒還把瓷土樣本寄給歐里，歐里將該樣本轉交給對熱力學和巖石很有研究的列奧米爾。列奧米爾通過分析瓷土樣本成功辨認出其主要成分，并于1715年協(xié)助指揮在法國各地搜尋合適的黏土材料�；蛟S由于資料不充分，法國仍無法造出硬質瓷，因此要求殷弘緒進一步打探。1722年，殷弘緒給歐里寫了第二封書信，補充了大量的顏色和釉料信息。
殷弘緒有關瓷器的兩封書信寄回歐洲后，很快被收入《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中，1735年杜赫德的《中華帝國全志》以及后來狄德羅的《百科全書》也都收錄了殷弘緒的中國瓷器書簡，從而使其廣為流傳，并對整個歐洲陶瓷業(yè)產生了深遠影響。從此以后至18世紀末，法國、德國、意大利、英國、比利時、俄國、奧地利、瑞典、丹麥等歐洲各地陸續(xù)建立了數十家陶瓷廠。1768年，化學家比拉里及其朋友達爾內首次在法國利摩日南部發(fā)現(xiàn)高嶺土，不久法國便造出了硬質瓷，在技術和影響力方面終于趕上甚至超越了邁森瓷。1738年，《中華帝國全志》被翻譯成英文，五年后英國一位一心想改造陶瓷世界的年輕人韋奇伍德，便把其中殷弘緒陶瓷書簡部分內容抄入了自己的筆記本中。韋奇伍德尤其對景德鎮(zhèn)復雜的生產工序著迷，并仿照景德鎮(zhèn)的分工形式來組織他的伊特魯里亞陶瓷廠，該廠為現(xiàn)代工廠制度樹立了典型，因此有學者認為，工業(yè)革命的勝利顯然有一部分必須歸功于景德鎮(zhèn)。殷弘緒的瓷器書簡可謂18世紀歐洲最重要的工業(yè)文獻之一。
18世紀歐洲瓷器的發(fā)展，導致中國瓷器長達1000多年的一枝獨秀地位被打破了。歐洲瓷器很快在國際市場上嶄露頭角，中國瓷器的出口則出現(xiàn)滑坡，走向衰落。
（作者：董少新，系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研究員）
